據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官網消息,著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于美國中部時間8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92歲。他被認為是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 Geography)之父,蜚聲于世界地理學界。

段義孚1930年生于天津,曾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畢業于牛津大學,分別于1951年和1955年獲得文學學士和文學碩士學位。此后,他前往美國,并于1957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1968年,段義孚成為明尼蘇達大學全職教授,開始聚焦于人本主義的地理學研究。1985年,段義孚開始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擔任地理學教授。

段義孚的學術生涯雖然從自然地理學起步,但其研究興趣涵蓋主題之廣,跨越了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在他看來,自己專研的人文地理學傳統最重要的學術關懷是“人類的關系”,而“如何創造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也是他希望通過學術研究終生追問的話題,這種追問遍布于他的《戀地情結》《空間與地方》《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等著作中。

段義孚曾指出,這種人文主義的地理學傳統為學界所忽視,恰恰是因為它對研究者提出了極為困難的要求,要求研究者們“面對最為厭惡的現實”。但人本主義地理學又是高度理想主義的,因為它聚焦于個體的經驗,也強調文化的影響。

為表彰其為地理學界做出的貢獻,1987年,美國地理學會授予段義孚庫蘭地理學獎章(Cullum Geographical Medal)。2012年,他又獲得地理學領域的最高獎項沃特蘭·呂徳獎(Vautrin Lud Prize)。評委會將其形象地稱為地理學界中圣·??颂K佩里筆下的“小王子”:“他用溫和的文字將熱衷于邏輯實證主義和基于量化的空間分析的一代地理學者吸引過來。他吸引那些心靈超越客觀的論斷,揭示了在傳統社會科學模式中多層次的主觀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思想和生活?!?/div>

段義孚的地理學研究始終將“人的體驗”置于中心地位。這是一種“浪漫”的觀點,在去年出版的中譯本《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中,段義孚直言這種浪漫如今已被視為地理學的對立面。這種現代地理學提供了科學的實證方法,給世界提供了可靠而精確的解釋,推動了文明的進步,卻在這個過程里丟失了浪漫的價值。這種浪漫的激情曾存在于19世紀的地理學家身上,他們著眼于整體的地理單元,乃至地球本身,致力于展現處于時空中人們的愿望、恐懼、勇氣與貪婪。他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對“官僚式”的、細節精專的技術問題過于重視,有可能喪失對我們生存的地理空間真實的理解。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浪漫地理學》,有刪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浪漫地理學》,作者:(美)段義孚 譯者:陸小璇 ,譯林出版社,2021年7月。

為何探險?“因為山在那里”

求索是浪漫的核心要素,但追尋的一定要是兩極化價值。追名逐利,即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不在浪漫之列??是笊嬉膊凰憷寺?;因此,由于地理學和社會科學通常是關于生存之藝術,它們并不浪漫。事實,上述二者對浪漫這個名頭避之不及。那么在地理學科中,像圣杯一樣值得追尋的兩極化價值是什么?其中一個是遙遠而不可及的角落。探險家們(特別是那些特別出類拔萃者)的超凡脫俗達到了令人訝異的程度:他們渴求的既不是金錢回報,也不是名聲威望,甚至也不是自己國家的聲望。如果一定要說一個原因,他們會從個人或者科學的角度給出答案。在個人層面上,他們想體會類似險境生還的那種令人迷醉的感受。在科學層面上,他們想探尋自然最嚴酷的一面,堅信大自然最深的秘密就藏在那里——雖然有時候結果并不如其所愿。驅使他們的,還有什么呢?一抹神秘主義氣息?何嘗不可!畢竟,在被問及為什么攀登珠穆朗瑪峰時,喬治·馬洛里的回答充滿了禪宗的意味:“因為山在那里?!?/div>

19世紀,地理學家同時也是探險家。他們的冒險故事令人激動不已,公眾渴望讀到他們所寫的冒險經歷。然而到了20世紀中葉,這種熱望大大衰退了。探險家們依舊前往條件嚴苛的地方探險,也苦苦尋求科學奧秘的答案,但其壯舉的光環逐漸黯淡了,因為其承載了經濟上的考慮,比如是否能發現煤、石油或貴金屬。在我們這個后宗教或后浪漫主義時代,鮮有事物——包括科學——不被質疑其真正目的是經濟或政治考慮。

地理學家段義孚。

但我們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最高階的自然科學。測量中微子行進速度的物理學家,探尋大爆炸前的宇宙奧秘的宇宙學家,在遙遠的天文臺觀測消逝已久的星辰的天文學家……這些科學家并不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或者增強本國的軍事力量,抑或使蕾切爾·卡森所說的“地球的綠色斗篷”重獲新生。既然如此,為什么他們能堅持不懈并且樂此不疲?是基因使然,父母激勵,還是啟發式教育的結果?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我們能確定的是,與人之身體需求并存的,是人之精神需求——這些自然科學家所擁有的浪漫天性,為其精神世界帶來滿足感和成就感。

地理學家和充滿幻想的科學家是截然不同的。地理學家講求實際,腳踏實地,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棲居地?!凹摇笔莻€關鍵概念,它是一個何等可愛和暖心的詞匯??!無論它是一幢房子,一個城鎮,還是一顆星球,誰能夠對家無動于衷?然而奇怪的是,地理學似乎在公眾眼中缺乏魅力。在超市或機場,我們看不到地理雜志有售;當然了,《國家地理》雜志是個例外。我們的確會發現《國家地理》和《科學美國人》并排出售,但它們都被洶涌的時尚和人物類雜志淹沒。盡管如此,《國家地理》為什么會是例外?為什么它到目前為止是最受歡迎的地理學出版物?答案是:它仍然延續著探索的傳奇史。在人們熟稔陸地部分之后,《國家地理》轉向了海洋,又從地球轉向了其他行星和恒星。

然而,隨著《國家地理》雜志大幅擴展涵蓋領域,它對“地理學”中“地”的概念的濫用越發刺目?!秶业乩怼逢P注的不再是人類棲居的地球,這樣的話,它繼續被冠以“地理”的頭銜是否合適呢?我認為還是合適的,只要我們把重心從“地球”轉移到“家園”。人類的“家園”是什么?如果我們僅把自己看作是在生存壓力下苦苦掙扎的生物,那么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地球。但如果我們也把精神層面考慮進去,將其視為人的精髓所在,那么我相信,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第一個指出的那樣,為了避免幽閉恐懼癥,人類也許需要將整個宇宙當成游樂場。

什么是一種浪漫的地理學?

若著眼于展開某種求索的人類個體,我們不難舉例證明地理是浪漫的。但是如果以一個群體或社會為例,情況還是一樣嗎?答案是肯定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要回到我之前介紹過的兩極化價值上。孤立的小群體和復雜的大社會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是,對于前者而言,兩極化價值是固定的,而且更多是在一個可實現的層面上保持固定。以身體/精神這個兩極化價值為例,比如對于哈特派信徒而言,身體與古希臘所崇尚的最健美的理想身體無關,精神與通才萊布尼茲所取得的成就毫無牽連。在此前提下,某個哈特派信徒不會去突破其自定義的文化極限而挑戰和擴展自己在身體與精神上的能力。在復雜的大社會中,兩極化價值的反差則更大;此外,它們并不固定,并且可以隨著時間的流逝獲得更豐富的內涵。在這樣的社會中,有雄心的個體迎接從社會較低層向較高層奮進的挑戰,在這一過程中從志趣相投之人那里獲得支持幫助。他們一起工作,形成有創造力的單元,像酵母一樣讓整個社會發酵,使其達到更加復雜和偉大的階段。

這種社會發展提升的案例佐證了“浪漫的崇高”(romantic sublime),因為除了非人力量的作用之外,推動這種轉變的是各種各樣的人類個體,他們的野心和奮爭觸發了社會提升過程中形形色色的事件,有仁愛亦有殘忍,有高尚亦有無恥。更富有戲劇性的是,一個社會在發展到頂峰時總會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對于復雜的大社會(文明)而言,系統知識是一項偉大的成就。當然,系統知識可能相當枯燥。如今,越來越多的地理知識都是非??菰锏?。即便它不討論資源和生計,而是圍繞人類沖突展開論述,也很少能夠打動讀者。究其原因,對上述沖突的論述,有些屬于當前流行的大師們——馬克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等——所強調的觀點,因此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過于學術、內向化或接近成見;有些則是屬于當下社會關注或政治斗爭的熱點,所以新聞媒體已對其進行廣泛報道,在讀者看來必是似曾相識的。

《人文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作者: [美] 段義孚 譯者: 宋秀葵 陳金鳳 張盼盼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年5月

如果地理方面的著作在過去獲得的關注更多,那并不是因為那時的地理學家更有天分。真正的原因是,地理學在當時是一個不夠專業和學術的領域,因此無論是在內容還是風格方面,都沒有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嚴格規定。那時的地理學更像是業余人士的嗜好,他們受求知欲的驅使,而免于既定的研究計劃和路徑的束縛。這樣的結果便是,那時的地理學著作更加文學化、富于想象力,且直面大眾讀者;但從消極方面來看,在這些著作中更容易出現與事實不符的論斷和草率片面的結論,而且會不自覺地容納一些道德主義和神學方面的內容。

紀錄片《綠色星球》劇照。

在一個成年的業余愛好者(業余愛好者的英文amateur來自拉丁文amator,即愛人之意)的作品中,我們有時會感受到豪放之情,類似于小孩子的作品中常見的那種無拘無束。這不難理解,因為小孩子都是浪漫的,且富于大膽的想象力;當他們到了七八歲以后,隨著對所在群體的話語模式和道德觀念的適應,會逐漸失去這種特質。

老一輩和我們這代人的地理學作品之間的另一個區別是,前者著眼于地球上更大的地理單元,比如地球本身或其主要的板塊。在本書第二章,我簡要介紹了這種著眼于大尺度的地理作品是什么樣的。我將其視為一種浪漫的地理學,因為它們反映了處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人們,展現了他們的愿望和恐懼、勇氣和貪婪,盡管身處那時那地的人們對此是不自知的?,F代的學術作品同樣也是對人的反映,但它是對特定群體的反映,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僅僅是一個小圈子。這個圈子的成員,雖然對自己觀點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且希望這些觀點在更廣泛的范圍得到傳播,但是由于采用了內行的深奧語匯而不得志。因此,其作品的影響力只能限于內部而不是發散到外部,這就是說,其作用是增強了群體內部的粘合力。

若沒有傾聽宇宙之音的耳朵,就難于取得真正優秀的科學成就

浪漫的地理學,請允許我再說一次,關注那些極端的兩極化價值,以及那些富有挑戰性的環境。這么做的好處在于,兩極化價值觀能夠揭示出人類真實的恐懼與欲望,這是那些中庸的價值觀或是和諧的小環境無法做到的。以熱帶雨林為例。發達國家目前把熱帶雨林看作一個豐富的生態系統、一個需要保護的無價資源。然而,從過去和當前的行動判斷,人類出于需求或貪婪,從未把熱帶雨林當作需要保護的自然奇跡,而是當作需要征服的對象或是可被利用的資源。實際上,問題更加嚴重。因為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人類擁有了改變自然的技術,他們就會全然不顧對自然的敬畏去實施改變。有時候,這種敬畏反而成了掩飾和偽裝,讓人類帶著良知去做惡事。

如果我的說法成立,那么人類與自然在根本上就是對立的。人類需要去改變一切能改變的。施加改變的方法最初是單純的語言(如“伊甸園”),然后是語言加上工具(如“農場”);伴隨工具能力的不斷提高,它和語言共同制造出了終極產品,即“大都市”。

大都市是公然反自然的。在大都市,自然的地貌被強加上幾何形式,自然的循環被逆轉——植物在冬天而非夏天勃發,變夜為晝、變暗為明。由光所帶來的轉變又是什么呢?光不僅意味著閃亮耀眼的直觀感受,也意味著智力與精神上的開化。從混沌自然到閃光城市的轉變可謂是一種地理羅曼司,它因想象力和道德理想主義而產生,因愚蠢和貪婪而衰落;無論如何,結局是幸運的,因為這片人造之城是最能實現人類潛力的地方。

只有城市——而非鄉村或自然環境——具有這種魔力。首先,作為人之為人的重要因素的語言,其種類、范圍和深度只有在城市環境中——而非草垛間、溪水畔——才能充分體現。其次,在一個完美規劃的城市中,我們仍然可以在公園或是屋頂農場體驗自然之美;但是自然,卻無法給我們提供體驗城市之美的場所。自然的地貌盡管豐富,卻展現著千篇一律的廣闊,難以形成一個微縮城市供我們消遣。

《戀地情結》作者: [美] 段義孚 譯者:志丞 、 劉蘇版本: 商務印書館 版本:2018年5月

向著高尚的目標努力不僅壓力重重,而且難免有失敗的可能。因此,停留或是回歸到要求較低的層次是一種受歡迎的做法。其中一種形式即充滿了溫馨畫面的、淵源已久的理想化農場:帶著茅草屋頂的農舍,爐灶里的火光,現烤面包的香氣,兒童的睡前故事以及成人們啜飲蘋果酒時愉快的閑談。這種描述鄉村生活的陳詞濫調,完全沒有提及失去了現代化的公共設施之后,生活將會面臨的困難與痛苦。但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那些荒漠冰原的開拓者,或是任何冒著生命危險去追尋不切實際的目標的人,會在脆弱的時刻,向往簡單的家庭生活或是農場生活,并給那樣的生活賦予浪漫的色彩。與之相比,那些在痛苦與壓力之外產生的對鄉村生活的向往與想象,則是虛幻的。

對于那些已經厭煩了在思想與精神的稀薄空氣中生活的知識分子,沉湎于帶著汗味的人類身體之美似乎更加有趣。詹姆斯·喬伊斯絕對是這么認為的。他的著作《尤利西斯》以單詞“yes”結尾。但是這個“yes”,據他解釋,象征著女性的陰部。就像其他現代主義者一樣,喬伊斯鄙視浪漫,鄙視對高度的渴望,最重要的是,他鄙視通過精神的升華,從“低”向“高”進步的路徑,即從柏拉圖開始的西方道德家們一直標榜的升華之路。對于現代的世故之人與憤世嫉俗者,未經文明加工的生物生活——“低層次”的生活——才是一切真實幸福的來源。

喬伊斯和其他的現代主義者所言有理。就像希臘人說的,目標過高是一種傲慢。這樣的目標經常導致錯誤或夸大妄想,進而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毀滅?;叵胍幌旅缹W家對優雅的推崇,一切都很美好,只是這樣的追求讓他們輕易去鄙視那些品位略低的人。就算些許傲慢是可以被接受的,優雅之人也應記得,過分強調精致意味著對生活的恐懼,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混亂的。登山者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登山者的冒險本身是無罪的,他們想要在山峰的壯美之中檢驗自身的堅忍之力。然而,對于那些生活在高山陰影之中、難以受到陽光照耀的廣大人群來說,這同樣也可被視作是在炫耀自身的優越性。

從群體層面來看,浪漫主義可能導致激進的民族主義,如同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思想家是極端的浪漫主義者,試圖構建一個適于真正的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國”,渴望同時擁有牢不可破的基于血統和地域的社區,以及無根的充滿不朽建筑的閃亮城市。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德國被夸張的演說和表演哄騙,比如火炬照明的大型游行,其冒險行為以災難收場就不可避免了。全民參與的浪漫追求是非??梢傻?。也許唯一不會危害自身和他人的強烈追求就是一個人對美德的追求;即使是這樣,還是要避免把美德變作虛榮和錯覺。從另一方面說,如果一個人一貫小心,永遠在算計得失,他也就失去了動力和熱情,也就無法成為一個完全鮮活的人。

紀錄片《綠色星球》劇照。

浪漫的地理學并不是過時之物。地球上還有許多地方——比如說海洋——等待著地理學家去探索;而地球之外,還有其他我們知之甚少的行星和恒星。如果地理學家認同“家”里住的是廣闊的人類精神而不是簡單的人類身體,那么這些地方同樣是他們研究的領域。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家”的概念如此寬泛,那么我們研究的或許就不僅僅是地理學而是宇宙學。實際上,任何超越了對地球的癡迷并開始欣賞天空、太陽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這一轉變的文明——都默認了我們的家園不僅僅是地球而是整個宇宙。事實上,對于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地理學也是宇宙學。

最后,對于個體的地理學家和科學家來說,都有個關于“靈感”的問題。若是對家務的細節問題過分重視——我必須稱其為“家園經濟”——會使頭腦中形成官僚式的框架。如此一來,地理學系將會變成社會經濟學數據的收集分析辦公室,而地理學家則會變成辯論當今社會意識形態的權威。家政學般的行事方式必須與浪漫且先驗性的洞察力為伴——無論是像威廉·華茲華斯所說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燦爛余暉之中的、滲入萬物魂靈的虛無縹緲”,還是如愛因斯坦說的“宇宙的音樂”(music of the spheres)。盡管“宇宙的音樂”這一古老的哲學概念在現代物理學中早已過時,愛因斯坦卻重拾其重要性——若沒有對超越人類身體感知的崇高的渴求,若沒有傾聽這宇宙之音的精神的耳朵,就難于取得真正優秀的科學成就。

原文作者/段義孚
摘編/劉亞光
編輯/袁春希
導語校對/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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